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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抄表工变成街拍摄影师后他决心离开合肥

发表日期:2021-09-04 04:07  作者:admin  浏览:

  手机报码资料区域特色研究型大学“十强榜”:湖南师大。合肥人刘涛曾是一名抄水表工。从2010年起,他开始拍摄家乡街头的人和景观。那些照片获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,让他成为城市忠实的观察和记录者。最近,这个观察者决心离开合肥。

  早在2017年,刘涛就动了念头。当时他晚间在街头拍照,偶遇一位外地摄影师,对方说起一个朋友,和刘涛情况相似,不久前刚下决心离开家乡。刘涛被触动了,心里埋下一粒种子。渐渐地,种子生出了根。

  他在这个城市生长,并一度成为它最忠实的观察者。但城市在改变,刘涛也在改变,彼此的关系被这些变化不断刷新,终于走到了临界点。

  刘涛手绘过一张图,是他的街拍路线:从乐普生商场,经含山路、义仓巷……六安路、城隍庙,返回六安路,再到三孝口。全程近20公里。

  从2011年起,刘涛开始拍摄这片区域。每天下午4点,他抄完水表,拿上相机开始扫街,直到晚上。看到有意思的人、物或是场景,就按下快门。他身高超过1米8,走起路来大步流星,连走五六个小时似乎也不费力。

  现在,这个安抚游子心的人决定变成游子。一场持续了10年的城市观察快要接近尾声。

  他很难获得理解。宣布自己的决定后,父亲说:工作不能丢,岳父说:你走不掉的。刘涛试图和他们讨论,家人都不再接话。面对超出既往经验的事物,他们惯于保持沉默。

  刘涛在努力抗衡家人的反对。一次,他拍完照后在街头喝啤酒,一个维修工坐到他身边,两人搭上了话。维修工是东北人,独自在合肥谋生,因为迟迟没按家人的期望结婚生子,总是感觉亏欠父母。刘涛问他,你知道你爷爷的爷爷叫什么名字吗?维修工说不知道,刘涛说,你孩子的孩子可能也不会记得你,不用太在意。

  在给女儿刘小米的一封信里,刘涛提到了自己的童年:“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缺失,自然环境比现在要好。”童年和少年时代,是他和合肥水乳交融的蜜月期。

  玩累了,下午抱着竹席到桥上乘凉。梧桐树枝叶连绵,荫蔽了整座城市,一路走去晒不到太阳,只有点点光斑在手臂上跳跃。那时没有空调,傍晚桥上已铺满凉席,一家一张,大人一边给孩子打扇,一边热络地聊天。

  晚间很多人贪恋户外的凉爽,就在桥上露宿。后半夜,南淝河上有微风吹来,染上了水的凉意。合肥多水,上世纪30年代,当地名门张家的四姐妹创办的家庭刊物就叫《水》。后来她们分别嫁给了沈从文、周有光、傅汉思这些文化大家,以水一样的柔润与温和,承纳命运的颠沛。至今,《水》仍在编撰发行。

  伴随着刘涛的成长,合肥和很多中国城市一样,经历了快速的扩张,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80万,变成今天的近1000万。现代化的浪潮下,城市变得庞大、整洁,同时逐渐失去生活的弹性。

  新的百货大楼拔地而起,但不再有藏身之处,一切都袒露在明亮的灯光下,发出诱人消费的信号。桥上不再能席地乘凉,遑论露宿,那样既不安全,也不符合城市现代文明的要求。长江路上的梧桐树在道路拓宽时被砍伐,白花花的路面反射阳光,刺得人眼睛生疼。

  几年前,和表兄弟们在酒吧聚会闲聊时,刘涛随口问大家有没有看过柏杨的书《丑陋的中国人》。话音刚落,曾给他辅导功课的大表哥就把啤酒杯重重地砸到桌上,说你如果要讲这些,我就走了。刘涛愕然之际,表兄弟们齐齐起身离开。

  这件事让亲人之间生出隔阂。刘涛并不在意具体的爱好或观点差异,但表兄弟们无法接受。

  大表哥在酒吧拂袖而去后,小时候经常寄宿刘涛家的表弟也和他交恶。原因是刘涛成名后,表弟找他给自己单位拍宣传照,想以此博得组织的认可。刘涛拒绝了,他看重自己的拍摄,不愿让它成为工具。从此,表弟就不再理睬刘涛。直到一两年后表弟结婚,刘涛和父母一起赴婚宴。

  此时的刘涛已经参加过北京三影堂影展,开幕式上有户外音乐会,5月的薰风和乐声中,他和同好聊起自己喜欢的摄影师森山大道,开心到涌出眼泪。他已经知道,在某些地方,人们“可以自由地谈论自己在做的事。”而在家乡是不行的。

  回到家乡,刘涛养成了喝啤酒的习惯。有时拍完照,到附近超市买上几罐,坐在路边独饮。一次,他被父亲撞见了。

  刘涛无法解释,只好说没事,自己马上就回家。走出一两千米,他无意中回头,发现母亲在身后偷偷跟着自己。刘涛又气又急,觉得“羞耻”。

  刚成名那段时间,媒体蜂拥而至,有的还去采访了刘涛的同事。记者刚走,单位就传开了,说有警察来调查刘涛。领导把他叫到自己办公室,忧心忡忡地说,刘涛啊,我就快退休了,你可别给我惹麻烦啊。

  等到刘涛被当地授予了一些主流荣誉,领导也觉得他给单位争了气,提出让他在内部挑选心仪的岗位。这曾是刘涛渴望的。早年他想调到看上去更体面的文职部门,为此经常帮单位出板报、画宣传材料,却未能如愿。开始拍照后,抄表工的工作给了他便利,4点钟下了班就能去扫街。此时再让他去坐办公室会让他没有时间拍照,迟到的“恩典”变成了负担。

  刘涛拒绝了领导的好意。之后,他从中心城区被改派到离城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站点工作,还是负责抄水表、送水费单。刘涛并不沮丧,他拍下很多人接过水费单的瞬间,按对应位置一一放到地图上,乍看像一份正经的工作记录,却透着细腻的生活质地。

  在本地的艺术圈也是如此。成名后,本地策展人给刘涛策划过一个影展。当天邀请了七八位当地的艺术从业者做嘉宾,在长桌后一字排开。主持人轮流请嘉宾发表对影展的看法,到刘涛时直接跳了过去。嘉宾们从下午四点谈到七点多,继而蜂拥着去吃饭,刘涛连说一句欢迎观众的机会都没有。有朋友来看展,只能离得远远地,冲着道具般僵坐台上的他挥个手。

  后来刘涛发现,外地摄影师来合肥办展览,即使已经全国闻名,也须得请那几位嘉宾站台。曾经,他为这个城市有了各类艺术活动而欣喜,但在演进的过程中,城市把艺术变成了隐秘的权力。

  回到单位,刘涛发现之前放在桌上、登载有自己照片的《China Daily》被同事卖给了收废品的,刘涛忍着气说上面有自己的照片,同事反问:有照片怎么了?

  刘涛的生活出现了裂缝。一边是短暂见过的外面的世界,更大,有更多可能性;一边是难以找到理解和接纳的家乡。中间的距离,越来越难以弥合。

  2020年年底,刘涛所在的部门被整体撤销,他和一百多个同事一起,被分配到新的岗位。新岗位下班晚,不能再扫街拍照。上了一周的班,刘涛就觉得不行了。

  辞职后,刘涛恢复了街拍,也有时间陪女儿刘小米了。以前他和女儿在一起的时间不多,别人问起爸爸的工作,小米总说是“拍照、睡觉。”现在他可以一边陪女儿画画、看纪录片,一边筹划离开的事。在给小米的那封信里他说“你长大以后真的要去世界看一看”,如今,他想带小米去世界看一看。

  一天晚上,刘涛在街拍时碰见一个刚跳完广场舞、走在回家路上的中年女性。大约是意犹未尽,她一路旋转着,旋转着,直到人多的地方才停下正常行走。暗夜里,她的裙摆旋开,像一朵灿烂的花。

  刘涛跟着那朵花走了很长一段路。他对女儿说过,拿起相机后,自己经常体会到“触摸不到的幸福感。”此刻,那种感觉再一次降临了。他想一直走下去,走到一个永远不用停止旋转的地方。